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四（1）
沈阳城的建筑高峰开始于明末清初，它不仅再现了高超的中国传统建筑营造艺术和技术水平，而且还形成了沈阳地产青砖素面清水墙的建筑文化，并以其优良的传统和鲜明的个性为近代建筑艺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4月10日，努尔哈赤迁都于沈阳。公元1636年，皇太极将后金改为清，是为清太宗崇德元年。从此，沈阳取代辽阳而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这一天对于沈阳来说，可谓是划时代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沈阳古城史上迎来了最为辉煌的一页，古城的建筑史上也开始了它的巅峰时刻。
努尔哈赤刚迁来沈阳之时，沈阳城已破败不堪，那是经过一场战火洗礼的城市。因为当时皇宫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努尔哈赤并没有住进皇宫中，而是住在皇城最北端的明代镇边门（“九门”）里面，面向故宫东路与中路之间的“通天街”。努尔哈赤居住的是一座围廊式二进院落，正面三间宽敞高大的殿堂，正殿之前的东西两厢各有三间配殿，屋顶铺有黄色绿剪边琉璃瓦。当年努尔哈赤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做“汗宫”，大概是他看中了“九门”的独特位置：两个对顶十字形结构券门看上去确有一种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之势。然而，这位大汗迁来沈阳不到两年就离世而去，将重建沈阳的重任留给了他的儿子皇太极。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35岁的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诏以1627年为后金天聪元年。即位后，皇太极即开始尽按都城的规制，重新规划和扩建沈阳城。截至1631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大规模改扩建沈阳城的计划基本完成。其拓展工程先是把明城墙增高加厚，又把城里的十字街路改为井字大街。据《盛京通志•京城》记载：“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明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内治（小东门）、右曰抚近（大东门）；南向者，左曰德盛（大南门）、右曰天佑（小南门）；西向者，左曰怀远（大西门）、右曰外攘（小西门）；北向者，左曰地载（小北门）、右曰福胜（大北门）。”
在内城修完的同时，又加修了外城。中国古代的都城一般都有三道城墙，即宫城、皇城、罗城三重。罗城即外城，古时又称“关城”或“郭城”，即所谓“筑城以卫君，筑郭以卫民”。盛京外城至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才全部竣工。外城略为圆形，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沈阳内城为方，外城为圆，平面恰似一枚中国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这倒是符合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这种建城布局方式在中国不是没有过，西藏的八廊街和明代河南商丘城就建有这种形式。基本呈圆形的外城按照内城，也开了相应的八门：东向之南曰大东边门，北曰小东边门；南向之东曰大南边门，西曰小南边门；西向之南曰大西边门，北曰小西边门；北向之东曰大北边门，西曰小北边门。外城八门与内城八门两两相对，所以沈阳城又有“八门八关”之说。由于内外城的八门是错落相对的，所以内城门与外城门之间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而是斜的；又因为内城小而外城大，这样从内城到外城的道路不仅是斜的，而且还是放射状的，整个城俯瞰下去就宛如一平置的车轮辐条状。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地带称为“关厢”，这样“关厢斜路”就成了沈阳老城基本的交通格局。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四（2）
在老城改扩建的同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还修建了许多附属建筑。据《盛京通志》载：“创天坛，营太庙，建宫殿，置六阁、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尊文庙，修学宫，设阅武场，而京阙之规模大备。”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满族祭天祭神之所“堂子”建成，这座建筑位于抚近门外南侧，俗称“堂子庙”。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获元代传国玺，认为是天命所归，于是采纳大臣范文程的建议，开始建圜丘（天坛）和地坛，祭天祭地。在中国古代，祭天祭地是国家大典，也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天坛为圆形，地坛为方形。沈阳城的天坛建在德盛门（大南门）外南5里；地坛建在内治门（小东门）外东3里。雍正年间，沈阳又建社稷坛、风雨坛和先农坛。社稷坛在天佑门（小西门）外西南隅，风雨坛建在社稷坛之南，先农坛位于德盛门（大南门）外东南隅的五里河一带。至此，沈阳城“五坛”齐聚，祭祀建筑规制完整。
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正式将沈阳改称“盛京”，满语为“谋克敦”（兴盛之意）。在此之后，沈阳城的大规模建设并没有停止，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很快又在城里修建了太庙与文庙。沈阳城的文庙建于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位于城东南隅，即今天的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北侧。太庙是清入关前爱新觉罗氏的家庙，建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地点在抚近门（大东门）外5里。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为符合“左祖右社”之传统，将太庙移建于皇宫大东门东侧的景佑宫附近。文庙又称孔庙、先师庙、儒庙，是为祭祀儒学创始人孔子、弘扬儒学而建的祠庙。
在太庙与文庙之后，沈阳城又于后金天聪年间修建了东北地区最大的伊斯兰教建筑群“清真南寺”；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开始修建沈阳地区最大的佛教寺院慈恩寺；城内的钟楼和鼓楼也于1638年（清崇德三年）完成；1641年（清崇德六年），盛京叠道上的石质三拱式永济桥和新民巨流河畔的水军都督府竣工。其间，皇太极又下令在沈阳城外修建了实胜寺和“护国四塔四寺”。实胜寺于1636年动工，1638年竣工。建成的实胜寺全称“莲花净土实胜寺”，是沈阳的第一座，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藏传佛寺。因喇嘛教又称黄教，所以这里又称“黄寺”；又因其是皇太极敕建的皇家寺院，后来也称“皇寺”，今天“皇寺”的所在地也称“皇寺广场”。“护国四塔四寺”建于实胜寺之后，1643年（清崇德八年）开工，1645年（清顺治二年）竣工。“四塔四寺”中的塔建在盛京皇宫东西南北四个等距离的正方向，相距都是5里。据“四寺四体文碑”碑文所记：“盛京四面各建庄严宝寺，每寺中大佛一尊、左右佛二尊、菩萨八尊、天王四位、浮图一座，东为慧灯明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曰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四塔四寺”的建筑形式和大小基本相似。塔为藏式喇嘛塔，高33米，由塔基坛、塔身和相轮塔刹三部分组成。寺均坐北朝南，南为山门三楹，入门东西有钟鼓楼各一座，正中为天王殿三楹，最后为五楹大殿。“四塔四寺”原来僧制是一样的，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奉旨将北塔法轮寺作为满洲出身的喇嘛之寺，从此“四塔四寺”则以北塔法轮寺地位最高。
至此，沈阳古城的格局基本定型，城池的面貌也大为改观。塞外皇都，盛京形胜，沈阳从此进入“一朝发祥地，两朝帝王都”的辉煌时代。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五（1）
在沈阳城的建筑史上，最为经典的建筑无疑还是“盛京宫阙”。“盛京宫阙”建筑群分原建和扩建两部分，原建是1625年～1636年经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之手完成的，扩建工程是乾隆时期为“东巡”驻跸及恭贮先朝遗物的需要而扩建的，经过近150年的历史，最终形成了方正大院纵向三段式，即后来所说的三路布局的皇家宫城。
努尔哈赤在沈阳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于皇宫建设上只完成了东路的一组建筑—大政殿和十王亭。在这组建筑中，大政殿坐北朝南，建筑形式为八角重檐攒尖式结构，是盛京皇宫里最重要的场所，1626年皇太极登基大典和1644年福临皇帝继位，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十王亭为青砖灰瓦方形亭式建筑结构，竖排分列大政殿前两侧，中间是一个开放式的广场。这里是清初八旗各主旗贝勒、大臣议事之所。东侧由北向南依次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由北向南依次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大政殿和十王亭不仅是盛京城里最具特色的建筑，而且也是中国几千年宫廷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瑰之作。
1626年，皇太极继位后开始兴建新的皇宫。新皇宫位于大政殿与十王亭西侧，为皇城井字街的中心位置，这就是盛京皇宫的中路建筑。中路建筑分为两个部分，即前朝区与后寝区。前朝区自南而北：文德坊（东华门）、武德坊（西华门），均为四柱三间三楼式木结构；大清门是大内宫阙的正门，硬山式五间，黄琉璃瓦绿剪边，山墙饰有彩色琉璃搏风及墀头；崇政殿相当于北京皇宫的太和殿，又称“金銮殿”，前后出廊硬山式，黄琉璃瓦绿剪边，正脊饰五彩琉璃龙纹及火焰珠，殿前月台两角，东立日晷，西设嘉量。后寝区以凤凰楼为界。凤凰楼坐落在4米高的青砖台基上，为三滴水歇山围廊式楼阁建筑，黄琉璃瓦绿剪边。穿过凤凰楼下的楼门，即是后妃生活的五宫—中宫清宁宫、东宫关睢宫、西宫麟趾宫、次东宫衍庆宫、次西宫永福宫。每宫均为五间结构，前后出廊的硬山式“口袋房”，内设“万字炕”，即炕的北、西、南三面相连。
盛京皇宫西路建筑主要是乾隆年间完成的，其间共有两次大规模的改扩建。第一次是1743年（清乾隆八年），乾隆第一次东巡谒陵后即开始筹划，至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全部结束。这一次在西路的建筑主要是东巡驻跸时皇帝和后妃使用的行宫，共有四进院落，自南至北有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崇谟阁等。迪光殿是垂花门内的一座三间歇山前后廊式建筑。保极宫前两侧各有游廊与迪光殿之后相连，为清帝东巡盛京驻跸时的寝宫，同时兼具读书和召见亲近王公大臣之用。继思斋是一处小巧而别致的建筑，进深三间，为悬山卷棚三波浪式建筑。崇谟阁为两层阁楼，存放清朝历朝实录、圣训与典籍。
第二次是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至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乾隆第三次和第四次东巡期间所建的建筑，这批建筑主要以嘉荫堂、文溯阁、仰熙斋为主。嘉荫堂坐落在戏台北面，为五间硬山卷棚顶前后廊式建筑，休闲而典雅。嘉荫堂后过三间悬山屋宇式宫门，即为文溯阁。文溯阁因是典藏《四库全书》的地方，所以建筑形式完全仿照宁波范氏藏书楼天一阁而建。整座建筑“正宇六楹，东西游廊二十五楹”，是按照《周易》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建造的，其目的就是借此观念“以水克火”，保护藏书。在沈阳皇宫里，文溯阁与其他建筑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阁顶不用黄色琉璃瓦，而是用黑琉璃瓦绿剪边，廊柱也是用绿色而不是宫中通用的红色，檐下的彩画也一反龙凤图案，而是“白马献书”等典故，这都与整座建筑的冷色调相谐调。整座建筑风格看上去会使人联想到碧水、蓝天、清风、明月等，自然产生一种阴凉安静和深远凝重的感觉。文溯阁后的院落中是仰熙斋，为七楹书房，两侧有抄手廊，与文溯阁后廊相连。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五（2）
以上是盛京皇宫东、中、西三路建筑的大致情形。盛京皇宫是除北京故宫之外至今唯一保存完整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它在继承中国宫殿建筑传统的同时，又融合了满族的建筑风格，同时还兼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建筑精华，成为多民族文化有机结合的典范，堪称中华民族建筑史上的瑰宝。
后金迁都沈阳后，在修建皇宫的同时，还修建了多座王府。这些王府在清末时还都存在，但在盛京城里的具体位置却一直找不到明确记载，直到1982年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绢本《盛京城阙图》，才弄清楚了盛京11座王府的准确位置与建筑形制。从《盛京城阙图》上看，当年的11座王府规模都不是很大，建筑风格与形制基本相同，大都二进院落，府门三楹、正房五楹、东西配房各三楹。除了图上没有楼以外，其他与《八旗通志初集》里的记载基本吻合：“亲王府：台基高一丈，正房一座、厢房二座。内门盖于台基之外，绿瓦朱漆。两层楼一座，并其余房屋及门俱在平地盖造。楼房大门用平常筒瓦，其余用板瓦。郡王府：台基高八尺，正房一座、厢房二座。内门盖于台基上。两层楼一座。正房及内门用绿瓦，两厢房用平常筒瓦，俱朱漆。余俱与亲王同。”11座王府按各自所属八旗位置，围绕皇宫分布。这些王府分别是：礼亲王府（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位于大政殿东；武英郡王府（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位于钟楼西，今中街路北；睿亲王府（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位于武英郡王府西；豫亲王府（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位于太祖居住之汗宫西南；饶余郡王府（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位于怀远门内路北；肃亲王府（皇太极长子豪格），位于饶余郡王府东；郑亲王府（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第六子济尔哈朗），位于天佑门（小西门）内路西；颖亲王府（礼亲王代善第三子萨哈廉），位于内治门（小东门）内路南；成亲王府（礼亲王代善长子岳托），位于抚近门（大东门）内路北；敬谨亲王府（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尼堪），位于抚近门（大东门）内路南；庄亲王府（皇太极第五子硕塞），原位于皇太极大内宫阙以西，后因建文溯阁移建抚近门（大东门）内路北，成亲王府东侧。如今，当年的11座王府除了豫亲王府（今沈阳市沈河区铜行巷）还有一个院落，其他均已不存，当年那些王爷府邸风采已如尘烟般飘散，留给后人的只有典籍里的沧桑文字和片影残痕。
然而，清朝留给盛京的皇家建筑还不止这些，还有值得书写的福陵与昭陵。
从沈阳的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沈阳城北，沿着塔湾、新乐遗址、昭陵、上岗子一路向东，直到东陵天柱山，为一脉高岗，或可说是沈阳的“一台子”。而福陵与昭陵均选址在这“一台子”上面，“山萦川绕，佳气郁葱”，选址可谓独具匠心。这两座陵寝在当时修建得比较简朴，现在的形制主要是经过康熙年间的改扩建而保留下来的。盛京两陵在皇家陵园建筑史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如月牙城的形制、城堡式的方城、四周建有角楼等，都为关内清陵所沿用。
1928年～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到东北大学创办建筑学系。其间，他们考察昭陵建筑，还留下了一幅很夺目的、在昭陵神道石兽上的照片。后来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清代实物”一节中特意写到昭陵：“清代陵墓之制，大体袭明陵旧观，然亦略有新献。宝顶除平面作圆形外，尚有两侧作平行直线，两端作半圆形者。其在宝顶与方城之间，另设半月形天井，谓之月牙城者，非明代所有。至始沈阳昭陵、福陵，陵垣高厚如城垣，上施垛堞，建角楼，尤为罕见之例。”梁氏在这里充分肯定了盛京两陵在陵园建筑形制上的独特性，“开清陵特有之例”，这大约正是盛京两陵在建筑史上的最大贡献。
盛京城的选址与建设，包括二帝陵寝的布局，无疑都是成功的。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3月，大才子纳兰性德随侍康熙皇帝巡行奉天，为沈阳的帝都之势所感染，写下一首《盛京》诗。其中说：“拔地蛟龙宅，当关虎豹城。山连长白秀，江入混同清。”高度赞美盛京城的雄伟壮观。而乾隆年间盛京诗人缪公恩的《城楼远望》诗则写得更为具体生动：“无边景象望中来，城上高楼近帝台。四塔佛光魔日月，二陵佳气接蓬莱。山川盘郁风雷壮，阡陌纵横锦绣开，万祀龙兴重根本，天经地纬缅鸿裁。”从缪氏这幅盛京鸟瞰图上，我们也不难看出沈阳城的独特与雄伟。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六
清王朝对沈阳的贡献不仅是在这里建立了“两代帝王都”，更重要的是给沈阳留下了众多的城市建筑遗产，由此让沈阳成为东北的中心，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这其中就整体特色从思想内涵的深度和建筑艺术的独特性及对人类的影响而言，清初沈阳城内方城、外圆城、对称四塔、“八门八关”间以放射状街道相连的规划形制是最值得重视和弘扬的。其作为中国都城规划的最后范例和完美布局，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的最后一例：盛京城曼陀罗。
当年盛京城的规划与形制无疑是十分新颖的，因而引起了后人的关注与猜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设计呢？猜测之后甚至就是附会，最终附会归结到了道教阴阳学说上。其中最典型的观点就是晚清缪润绂在《陪京杂述》里的记载：“按沈阳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象两仪，四塔象四象，八门象八卦，廓圆象天，方城象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象天罡，内池七十二象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象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气。”这些归纳未免过于牵强，不说对错与否，就是所述之数字都是在强行附会。沈阳城的这种特殊形制，不可否认具有宗教意识的影响，其中方圆之形也寓有道教的成分，但深入考究，沈阳城的形制最主要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就是曼陀罗构思。
曼陀罗作为花之梵语的译音即为悦意花，是佛教的灵洁圣物。据《法华经》上记载，在佛说法时，曼陀罗花自天而降，纷落如雨。只有天生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见着它，它能给人带来无限的幸福。因佛法修的是清心观世界，寡欲走红尘，手中无物，万象皆空，所以在很久以前，人们就视这圣洁的白花为神的化身，象征着空心、无心和安心。在古印度，曼陀罗花既是情欲之门的门环，又是构造盛景的基地，摊开的花瓣成了宏大的曼陀罗道场。而曼陀罗作为密教修法场所时，则又称为曼荼罗、满达、曼扎、曼达。梵文“mandala”，意译为“坛场”，以轮围具足或“聚集”为本意，指一切圣贤、一切功德的聚集之处。供奉曼陀罗是积聚福德与智慧最圆满而巧妙的方法，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布置用以表达宇宙真实，“融通内摄的禅圆”。以曼陀罗的形式来供养整个宇宙，则又是很多方法中最快速、最简单、最圆满的。
曼陀罗的出现与佛教徒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密切相关，如印度古神话中的佛教名山“须弥山”，也译作“曼陀罗”。按佛经《俱舍论》中的说法，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山顶上为帝释天所居，四周山腰为四大天王所居，日月星辰都依着须弥山而转动。须弥山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第七金山外有铁围山所围成的咸海，咸海四周有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这四洲的每一洲旁又有两个小洲，大小共12个洲。我们中国所居之处就是南赡部洲。而密宗时轮派则认为世界是以须弥山的中心为圆心，取５万由旬（１由旬约等于4000丈）为半径做圆，再取万由旬做一圆，这两圆之间的整个环形地区叫“大赡部洲”。它按南东北西分为四个象限，每一象限为一洲，称为南洲、东洲、北洲、西洲，每个洲再分为西、中、东三区。这个宇宙结构的学说深入藏族佛教徒心中，在许多藏式壁画上都能看到。坛城的曼陀罗结构一经显现，即成为精神的镜像，而这种镜像必然要反映到现实之中，这就是曼陀罗式建筑形式出现的基础。在西藏，最早的曼陀罗式建筑是吐蕃赤松德赞（742年～797年）时期修建的桑耶寺和后来以大昭寺为中心形成的八廊街。
但今天来看，西藏拉萨的八廊街曼陀罗式建筑远没有清代盛京那般典型与规范。盛京城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道城垣，内有两方（宫城、皇城），外有一圆（外城），皇城与外城形成八门八关。方城与城内的井字街道如同轮毂，从方城至外城圆廓间呈放射状的八条路恰为轮辐，环形的外城圆廓形成轮辋，从而构成了典型的曼陀罗图案轮廓。皇宫紧挨中心庙，方方正正，犹如须弥山。王府按八旗位置，围绕皇宫分布，恰如须弥山腰之四大天王；两道护城河又似咸海，河外等距离的“四塔四寺”如同四大部洲。展开盛京的平面图，真是一幅完美绝伦的曼陀罗。中国乃至世界，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建筑布局。
为什么清初要将盛京城建设成曼陀罗形，这主要与皇太极时代及清初的政治需要与宗教制度有关。皇太极为了强大自己、进入中原、统一中国，采取的一条重要政治策略就是争取和笼络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对蒙古族，除了结盟、联姻、赏赐、封爵等手段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其俗而治其众”，通过宗教来密切与蒙古族的联盟。在了解蒙藏等民族对喇嘛教的特殊感情后，他一改过去轻视甚至禁止喇嘛教的态度和政策，开始推崇喇嘛教。据《清史稿•太宗纪》记载，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墨勒根喇嘛以嘛哈噶喇金佛来贡，遣使迎至盛京”。《沈阳县志》记道：“初，崇德二年（1637年），征察哈尔，林丹汗达赖实执嚢鞬以从师，有喇嘛默尔根随载至盛京，敕建实胜寺，居之。”这些记载都说明，清入关前通过对蒙古族地区的用兵，将蒙古族名僧、喇嘛迁至沈阳，从事布教活动与建寺工作，从此喇嘛教为满族所吸收，且使清朝的信佛之风日甚，并最终成为国教正宗。
当初到沈阳的蒙藏高僧不仅对喇嘛教经典和教义有很高的修养，而且对塔寺的修建和佛像壁画制作技术也十分精通，实胜寺和“四塔四寺”都是他们参与设计和修建的。不仅如此，当初西藏的达赖喇嘛与皇太极通信，皆称盛京为“莲花之城”，称皇太极为“曼珠师利大皇帝”。达赖这样称呼皇太极，其实已将他视为盛京城里的本尊了，而他所居的盛京城自然也就是曼陀罗城了。这时候，不管是宗教精神，还是建筑形制，盛京这座绝盛皇都以其曼陀罗的象征意义，已然在精神上完成了对华夏大地的统一，成为中国“形而上”的统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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