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指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盛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

 

公元前387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郊外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俗称雅典学院,讲授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音乐理论等。雅典学院是古希腊的学术中心,会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众多弟子。

 

大约同时,在东方,在中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遗址

 

和希腊的阿卡德米学园不同,稷下学宫是由官方创办的。大约在田齐太公时,齐国就设置了学宫,招揽学者到学宫讲学,兼做政治咨询。因为学宫靠齐都临淄的稷门而设,得名“稷下学宫”,到稷下讲学的学者被称为“稷下学士”。田齐政权给稷下学士以优厚的待遇,并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在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而它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齐王建时期,至田齐灭亡才宣告结束,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几乎和战国田齐的历史相始终。

 

会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遗憾的是,稷下学士们的著作大多失传了,传世的托名为管仲所作的《管子》,一般被认为是部分稷下学者的论文集。《管子》书中体现的学术融合、兼容并包的倾向,正是典型的齐稷下学术的特色。

 

 

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儒家亚圣孟子、阴阳家创始人邹衍、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都穿梭其中,传为千古美谈。

 

宣扬仁政主张的孟子

 

孟子名轲。在山东,距离曲阜五十多公里的邹城是孟子的家乡。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他认为人性本来都是善的,推广自己的善心,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这就是仁。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希望统治者能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虽然也主张统一,但他反对争于利的兼并战争,主张实行“王道”。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当年,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

 

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对话中的魏国国君梁惠王,早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当中,孟子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了中国历史当中。

 

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来纪念孟子。相传,游梁祠的大门前曾经书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千里而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兴起,况于亲炙之者乎。

 

孟子对梁惠王绝望了,最终离开了魏国。

 

 

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和发扬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邹衍与阴阳五行

 

战国的稷下学士中,还有一位宣扬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学说的学者邹衍。

 

 

 

邹衍在稷下学宫学习的时候,曾先学儒术,后“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邹衍的学说看似迷信,但他观察世界的视野以及广博的知识,却令世人震惊。邹衍喜欢谈天事,被称为“谈天衍”。他创立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作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

 

邹衍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八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瀛海环绕。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

 

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在孔庙配享的塑像群中,并不是人们的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

 

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七十二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拜。

 

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

 

 

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

 

荀子认为,人类不如禽兽有气力,却能胜过禽兽,是因为人能够通过礼法来分清职责,相互合作。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是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针对儒家“法先王”的主张,提出“法后王”。这使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虽然荀子不能入孔庙配享,但他的思想却融入到中国古代的统治术中。梁启超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

 

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韩非和李斯,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

 

这些异彩纷呈的学说,这些智慧的碰撞,使得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和后代相比,更具创造性和想象力。不过,正如汉代的司马谈指出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都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的。他们治学的出发点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他们游历列国,也是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汉以后,学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更为明显,对学问的纯学理性的探索则逐渐减少。

 

　　《中国通史》(华夏版五卷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相关内容：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齐名的大学堂” 光明日报 王志民

 

战国时代，齐国统治者在都城临淄创设的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学术功能于一体的“高等教育”大学堂，是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促进各派融合、发展，培育、创生新学派的文化沃土；是博士制度的先声，学术大师的摇篮；它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珍贵精神文化遗产。

 

 

前空往劫双璧呈辉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它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雅典的希腊学园（又称阿卡德米学院、柏拉图学院）堪称双璧。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还在20世纪之初，国学学者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说：“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后先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希腊学派中，最负盛名的“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与希腊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稷下学宫则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所在，“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郭沫若语）。

 

从比较的角度看，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各具特色，共同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前者是齐国统治者为广揽人才而创办的，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后者为柏拉图传播思想、科学而设，具有鲜明的科学理念。前者汇聚诸子，多派并存，思想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后者传承师说，探求真理，追求科学，培育独立思考精神。前者为中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对后代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后者为西方大学教育奠基，对后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极大地影响了东、西方不同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共同为构筑丰富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满怀激情地描述战国百家争鸣的情状说：“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并认为这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的历史绝唱。梁先生的话，也实际评价了作为百家争鸣主阵地稷下学宫的学术地位与历史贡献。

 

前人论稷下，多忽略它的教育地位。其实，将稷下学宫的设置放在中国教育史上看，也是空前的壮举。此前，中国教育史上有“官学”之设，《孟子·滕文公上》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至迟到商代，就有了“大学”的设置，“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礼记·明堂位》）。但“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礼记·王制》）。可见，三代所谓官办大学，实是养老、习射、习礼以及道德、教育之所，与后来所说的大学在内涵、规模、层次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打破“学在官府”，知识下移，私学兴起，官学不昌。战国之世，七大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风云变幻，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载：“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战国之楚，产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学大家，兰陵之地兴起优良的文气风俗，但并没有兴办国学的记载。从现有的资料看，在春秋战国五百年间，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经如此大力兴办官学，稷下之设，确是一个前空往劫的奇迹。

 

 

 

战国时代，人才争夺激烈，礼贤下士之风盛行，“养士”是各国统治者和权贵之门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最著名的：楚有春申君、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因而，有人认为：稷下学宫实为国家养士机构，与当时著名的“四君子门馆”相类似。但细加分析，稷下之学与养士之家有显著不同。“四君子”门下尽管也有门客数千人，却没有形成诸子百家学派争鸣的学术中心。

 

究其原因：一是人数众多，但层次低下。他们往往“不分贵贱，客无所择”，人们多以食客、宾客、门客称之，寄食者众，有才者少。二是服务私门，学者稀少。私门养士，主要在务实和功利层面，而不在学术涵养和思想的争鸣，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中心。三是因人而养，聚散无常。人在则聚，人去则散，进出无定，流动性大，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文化中心。战国末期，秦国吕不韦养食客三千人，编成著名的《吕氏春秋》是一个特例。但他也并未让其门馆成为百家学术争鸣中心，而是“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史记·吕不韦传》）。实为集多人散篇之作而成，内容较杂，号为杂家之著。因而，稷下之设，虽然承继着礼贤下士的传统，但其构筑的是超越时代风气的大学堂。

 

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看，与早于稷下一百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稷下之设的空前意义在于：它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的传承为百家思想的争鸣，并在儒家私学教育衰微、散落之时，由齐国统治者的创新，实现了私学教育的转型发展：稷下学宫实际成为私学联盟性质的高等教育实体。一是诸子百家与私学结合在了一起，每个学派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私学教育集团。各家学派汇聚稷下学宫，客观上使稷下成为若干私学教育集团的联合体。二是稷下各派学者，大多带弟子来稷下。从各派之间看，学术争鸣，相互交流是活动主体，就某一学派师生活动看，讲学授徒、传播思想与知识则是活动的主要内容。稷下学宫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辉煌。

 

立于乱世存世最长

 

如前所述，战国之世，大国兼并战争激烈，合纵连横，分合无常，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各国君主，无力兴办教育，而私学的发展也常因一人而兴，人亡而息。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乐，游学列国，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声势显赫，影响甚大。但“孟子殁后，大道遂绌”（赵岐《孟子题辞》）。战国时代的教育大致如此。唯独稷下学宫，创始于公元前374年，历五代国君，至秦统一，终齐而亡，存续达一百五十余年，这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徐干《中论》云：“昔齐桓公（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可知稷下创始于田齐首代封公齐桓公（午）之时，并制定了基本政策、方针，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齐威王、宣王及湣王前期的七十年间，是田齐盛世，也是稷下学宫的兴盛期：学派云集，名人荟萃，人数多至“数百千人”。宣王时，一次将稷下学者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即给予高官厚禄，而不必理政务，专司教学研讨。闵王继位前期，“奋二世余烈”，稷下仍很兴旺。但闵王是一个狂妄骄暴的国君，对外扩张，连年用兵，“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盐铁论·论儒》），这是稷下中衰的开始。此后，燕将乐毅率五国大军攻入齐都临淄，下七十余城，闵王也逃往至莒，为楚将所杀，稷下遭到严重损毁乃至停办。五年后，齐襄王破燕军复国，还都临淄。兴国之要，首先重振稷下学宫。《史记·孟荀列传》称为：“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制度重修，学者复聚，大儒荀卿，长期主持，稷下呈复兴之势。此后，虽国势日衰，但学宫依然存续，与齐终亡。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稷下始终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影响遍及列国，在中国乃至东方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体说来，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长期分裂动荡的时代，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一百数十年之久，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之一。

 

三位一体功能多样

 

首先，稷下是“学宫”，是一个大师云集的高等学府。从一所大学所必备的要素来看，稷下至少有三点颇为突出：一是有固定、宏大的校舍和优越充裕的设施条件。所谓“筑巨室，临康衢……高门横闶，夏屋长檐，樽罍明洁，几杖清严”（司马光《稷下赋》）。二是有众多的师生在此展开教学活动。文献记载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淳于髡去世时竟有“弟子三千人”为其服丧，稷下人数最多时相传有“谈说之士七千余人”（《太平寰宇记》），可见师生人数之众。三是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据考定，《管子·弟子职》即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从内容上看，饮食起居、衣着服饰、课堂纪律、课后温习、尊敬师长、品德修养等都有具体的规定，说明稷下的管理制度是周密、严格的。

 

其次，稷下具有研究院的性质。在中国文化史上，稷下是以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彪炳史册的。因而，郭沫若先生早就指出：“它（稷下）似乎是一种研究院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稷下的主要活动方式：期会、讲说、议论、研讨、诘难、争辩，有利于学术的探究和深化。稷下先生大多为诸子百家学派的学者，他们知识丰富，见闻广博，有鲜明主张，有理论建树；谈说言事，著书立说，往往旁征博引，曲尽事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同时，稷下为后世遗留下大量的学术著作，也是其研究院性质又一最重要的诠释。除《孟子》《荀子》为两位著名稷下先生的著述之外，《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汉人所见稷下先生的个人专著即有：《孙卿子》《蜎（环）子》《田子》《捷子》《邹子》《邹子始终》《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共十余种，二百五十余篇之多。20世纪以来，《管子》研究学者经长期研究、考证，大多认为：《管子》一书录著了大量的稷下学者的论文，甚至有人提出：《管子》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

 

再次，政治参议院。稷下是田齐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广揽人才而兴办的，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还在稷下创始之时，齐桓公（午）即“设大夫之号”，而“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说明到威王、宣王时，则进一步将这一基本政策落到实处，这就将稷下先生与齐国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稷下先生喜议论政事”（《新序·杂事》），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荀列传》），正说明稷下先生们也是一些热衷政治，凭借其专业知识、学术声望出没于政治风浪之间善于弄潮的人物，两相结合，就使稷下成为中外政治制度史上也许是最早的颇具特色的政治议事机构。

 

 

从文献中我们发现稷下先生主要承担三种政治身份：

 

第一，谋士：宣传主张，议政建言。与后代的谋臣不同的是，稷下先生常常将自己或本学派政治主张的推行与议政建言相结合，因而其议政往往具有宏观性、指向性、理论性和政策性。孟子向齐宣王建议实行“仁政”，既是治国方略，又是统一天下之术，有明确主张，有系统论述，有清晰蓝图，有具体措施，充分体现了稷下先生的议政特色。

 

第二，谏臣：匡正时弊，直言进谏。稷下先生往往在重大问题、在关键时刻提出忠直意见。据《说苑·尊贤》载：淳于髡以古代先王与宣王相比，批评齐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不好士”，迫使宣王“嘿然无以应”，从而达到劝其尊贤治国的目的。《盐铁论·论儒》所载齐闵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则反映出稷下先生特有的进谏风格：既直言忠谏，又坚持主张不妥协，充分显示其斗争性、独立性。

 

第三，外交家：排难解纷，出使外国。在战国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稷下先生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他们往往在重要关头，奉齐王之命，出使别国，排忧解难，完成外交使命。如：邹衍曾出使赵国；淳于髡也曾“为齐使于荆”，并在“楚大发兵加齐”之时，受齐王之请“之赵请救”。又据《艺文类聚》引《鲁连子》载：“齐田单破燕军，复齐城，唯聊城不下。燕将守数月，鲁仲连乃为书，著之于矢，以射城中，遣燕，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由上可见，稷下学者在齐国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于一体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为主体实现的；而其学术活动，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使稷下成为兼具研究院、政治参议院功能的大学堂。

 

 

学术自由堪称典范

 

稷下学宫之所以能成为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主阵地，主要在于它实现了真正的学术平等与自由。

 

稷下学宫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国办大学，“喜议政事”是其基本功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是稷下先生的强烈愿望。因而，他们可以对齐统治者独立自由地发表政治见解甚至提出批判反对意见，而齐统治者则对各种意见，一概采取从善如流，平等相待的态度，这就是一种更为珍贵堪称典范的平等精神。因而，稷下的学术自由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尊重学士，平等礼遇。为了吸引大量学者来稷下讲学、争鸣、议政，齐国统治者采取特殊的政策为学者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者，热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礼相送，重金馈赠；离后再来，仍然欢迎。政治上，齐国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学术，不以好恶而行褒贬，“礼贤下士”是战国时代的风尚，但齐国统治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为当时各国所少见，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上，也堪称典范。正在稷下学宫鼎盛之时，齐国发生了一次著名的稷下先生和齐宣王关于“贵士”的辩论。《战国策》记载：“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接下去，宣王的左右和颜斶就士贵还是王贵展开了激烈辩论。出人意料，颜斶的“士贵”说竟占了上风，更叫人惊奇的则是辩论之后宣王的表态：“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可谓历史上尊重学者的典范。

 

其次，各派平等，多家并存。这与齐统治者以宽厚的态度采取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从文献记载看，儒、法、道、阴阳及农家、名家、兵家，举凡当时重要的学术流派都曾在稷下先后存在发展。由于思想解放，地位平等，学术活跃，各派学者尽管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张，却都能在稷下立足、讲学、争鸣，吐纳吸收，提升发展。多家思想并争，各派观点齐鸣，在争鸣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最终实现各派的共荣、创新、发展。

 

再次，开放办学、来去自由。稷下尊重学者的独立自主精神，在管理上采取机构开放、来去自由的政策，游学是其主要形式。一是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荀子初来稷下即是一例；二是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这给予了师、生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游学方式，可以是个人游学，也可以如孟子一样，数百从者一起来，称为集体游学或集团游学。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让各国学者纷至沓来，使他们增加了交流，开阔了视野，扩大了见闻，打破了私学界限，学无常师，思想活跃，兼容并包，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今天，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世界各种文明的碰撞交流是如此的接近，世界仿佛回到了中国的战国时代。各种文明如何相容相处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认为：未来世界文明的构建还应回首二千三百年前，到稷下学宫中去寻找智慧。其中两点尤其值得吸取：一是各家并存，兼容并包。世界各种文明历经千年发展，各有建树，独树一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不分优劣，不分主次，平等相待，共同发展。不以异己排斥、打击，不以好恶取舍。二是世界需要更多的稷下学宫。在尊重各种文明的思想基础上，加强交流，相互吸收，让各种文明由相容到相融，在自我创新发展、变革中，寻求新突破。共同构建世界新文化，这既是稷下提供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放眼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不可不取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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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