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帝国没有董事会
过去没必要，现在不允许，再加上“雇佣”逐渐变“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实际上，秦汉以后，不要说“宪政革命”，就连“君臣共治”，也是一厢情愿。因为秦汉以后的官员，已大不同于春秋。春秋的大夫是“帮忙的”，秦汉以后则是“打工的”。春秋的大夫，原则上世袭。他们原本君主家人，或王室旁支，或诸侯子侄，故曰“公子王孙”。他们的齐家(打理采邑)、治国(治理封国)、平天下(辅佐王室)，是“尽义务”，不是“挣薪水”。虽然也有“非世袭大夫”(孔子就是)，那也是请来帮忙的(当然有酬劳)，故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君臣双方，也客客气气，一方事之以忠，一方使之以礼，这才被秋风先生误认为是“契约关系”。其实，是“亲友关系”。
春秋的大夫“非亲即友”，秦汉以后的官员则“非奴即仆”。当然，有过程。前期，或许尚有周代遗风，是“半友半仆”。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有时还能保持一定尊严。然而越到后来，就越是斯文扫地。明代，官员们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拖出午门，在众目睽睽之下扒了裤子打屁股，叫“廷杖”。清代倒是不打屁股，却规定见了皇帝，汉族官员只能称“臣”。满族亲贵和侍从，才能称“奴才”(太监不论满汉均称“奴婢”)。这表面上看是“礼遇”，骨子里却是“歧视”。意思也很清楚：你们汉人也想当“奴才”？你还不配！
当“奴才”成为资格和待遇，则君臣之间，便已是“主仆关系”。其原由，则在于从春秋到秦汉，过去的“亲友关系”，已逐渐地转变为“雇佣关系”。我们知道，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按照这种体制，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皇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治权。唯一做不到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场面上的说法，叫“给皇上当差”)。正因为是“打工”，所以不能世袭，只能任命。这就是“官员代理制”或“皇权代理制”。
这些被任命的“高级打工仔”，就是各级官员。他们或供职于朝廷，或牧民于地方，但无一例外，都是“职业经理人”或“皇权代理人”。秦汉到魏晋，主要是“皇权代理人”。其中，还不乏皇帝的铁哥们或小舅子，即“勋贵”和“外戚”。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就主要是“职业经理人”了。对于他们来说，当官，更多的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一个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途径。因此，即便在初入仕途之时，尚有儒家的政治理想，也会在官场的扑腾中，逐渐让位于现实的考虑。指望他们来抗衡皇权，可能吗？
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制度不允许。依照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皇帝好比牧场主，官员好比牧羊人，老百姓则是羊。牧场主开明，管得宽松一点，是可能的，这就是“仁政”。牧羊人自律，不拼命薅羊毛，也是可能的，这就是“廉政”。但要说牧羊人也参加“董事会”，限制董事长的权力(限政)，就不可能。羊儿们召开“股东大会”，制定“游戏规则”，不许董事长、总经理为所欲为，还要公开账目(宪政)，就更不可能。哈，帝国可没有什么“董事会”，只有“办公厅”和“办事处”，它们分别叫“朝廷”和“衙门”。朝廷和衙门里，可是没有“民意代表”的。民意代表都没有的政治，也能叫“宪政”？
春秋的制度没这需要，秦汉的制度又不允许，再加上君臣关系逐渐由“雇佣”变成“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问题是，就算当时的制度，是“皇帝授权，官员代理”，则君臣之间，也顶多不过“雇佣”，反倒有可能变成秋风先生情之所钟的“契约关系”。法家就这样主张。在他们看来，所谓“君臣”，无非“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只要“公买公卖”，也就“礼尚往来”，臣下何至于“为奴为仆”呢？
抱歉，这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儒家自己了。
5.系铃偏是解铃人
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这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抗衡皇权的可能。
把君臣从雇佣变成主仆的，是儒家吗？是。谁干的？董仲舒。董仲舒干了什么？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三纲五常”。只不过在他那里，是三纲和五常分说。到宋代朱熹，则开始联用。此后直到清末，都被儒家奉为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准则。因此，如果说董仲舒在历史上有什么“创造”和“奉献”，当“唯此为大”。
这玩意一提出来，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儒生抗衡皇权的可能。因为三纲之首，即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帝国好比渔网，君是总绳(纲)，臣是网眼(目)。世界上，哪有网眼抗衡总绳的？也只能总绳让你张你就张，让你闭你就闭吧？
当然，也有别出心裁，另做解释的。比如韩国学者赵骏河，便认为“纲”是“模范”的意思。君为臣纲，即君为臣之模范；父为子纲，即父为子之表率；夫为妻纲，即夫为妻之榜样(赵骏河《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呵呵，就算是吧，却不知如何运用于限政。比方说，汉武帝要穷兵黩武、扩军备战，要从宰相那里夺权，你咋办？顺着来？那就限不了政。拧着？又没拿皇上当榜样。
其实“三纲”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要服从，至少也得顺从。孝顺，孝顺，不顺，则不孝。同样，不顺，则不忠。所以，就算有个别官员要限政，要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那也得先顺着，再慢慢想办法。但顺着顺着，没准就把自己给顺进去了。这也正是历史上虽有士大夫“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却只能一退再退，最终集体沦为奴仆的原因。君为臣纲，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这就是董仲舒的“功德”！汉武帝还只是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董仲舒却摧残了读书人的灵魂。而且，三纲五常的观念越是被强化，士大夫和知识界在精神上就越是阳痿。难怪“马仔”会变成“奴才”了。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嘛！
能够成为心理支持的，只剩下气节。这倒是孔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你有气节，我有屠刀；你的头多，我的刀快。谁硬得过谁？不要说什么“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明成祖，不是“株十族”么？哪里只杀你一人！
所以，气节也不总能靠得住。更何况，即便是“武死战，文死谏”，也往往是针对具体问题。针对制度的改革，很少。能想到建立限制绝对权力的制度，就更少。因为在这里，同样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那就是皇权要不要维护？回答则是肯定的。因为皇权是皮，他们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时又没有别的“皮”！
这就无可奈何了。尤其是，当这些“皇权代理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就更会把皇权当命根子。想想看吧，没有了皇权，钱怎么捞，租怎么寻？因此，维护皇权，是“朝廷命官”们的第一要务。至于在野的儒生，是限不了政的。他们又不是议员，谁听他的？
既然“限政”(限制皇权)只能以“维权”(维护皇权)为前提，则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所能做的，也顶多只是给日益加速的专制倾向，制造一点摩擦力。但这也多半是出于“仁政理想”加“中庸之道”，比如不要“聚敛过度”，不要“与民争利”，多少也算维护了一点民权。但离“宪政主义”，则只怕还有十万八千里。
何况皇权的日益膨胀，儒家原本就“与有力焉”。想当年，刘邦初登大位，尚不知如何君临天下。是叔孙通制定礼仪，让他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也让群臣“莫不振恐肃静”。此后，尊王攘夷，就一直是儒家高举的旗帜。君尊臣卑，也一直是儒家坚持的理念。好嘛，你让他黄袍加身，冠冕堂皇，又要他再脱下来，岂非“与虎谋皮”？你自己三跪九叩，匍匐在地，却要跟他讨价还价，岂非“痴人说梦”？
6.风物长宜放眼量
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我们犯不着在一棵树前“守株待兔”。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限制绝对权力这事，指望皇帝自觉，是一厢情愿；以气节对抗强权，是得不偿失；用忠诚换取限政，是南辕北辙。因为你越是忠，就越得顺；越是顺，就越会助长皇权的气焰。结果是什么呢？是“风波亭”，是“袁崇焕”，是儒家“得寸”，皇权“进尺”。所有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如果他们真有那想法的话。
这当然难免让人沮丧、郁闷、苦恼、纠结，甚至愤怒。秋风先生说──
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因为，从历史看，他们没有这种意向，也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
这个反问有道理，我完全赞成，而且也不难回答。
第一，中国并非“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皆行专制”。战国之前就不是，或基本不是。秦汉以后，也不都是，只不过总体倾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但即便专制独裁如明清，也不是天天专制，事事独裁。松动之处有，开明之时有，可圈可点之事，也有。这里面的情况一言难尽，原因也错综复杂，很需要慢慢梳理。不过可以肯定，对于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倾向，儒家是既“有所阻拦”，也“推波助澜”，可谓“功过参半”。何况儒家也有先后，有派别，并非“铁板一块”，岂能一概而论？
第二，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或不曾有过“尊严和自由的意向”。这种意向，我们从来就有。儒家有，诸家也有；孔子有，孟子更有。而且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还更强烈。比如自由，是儒家讲得多，还是道家讲得多？比如平等，是儒家讲得多，还是墨家讲得多？再比如尊严，是孔子讲得透彻，还是孟子讲得到位？只要不带偏见，就能得出客观的结论。甚至就连秋风先生不喜欢的法家，只怕也非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啊！
因此我的主张，是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发掘中国历史中“向上的传统”，无疑是对的。但不必“一叶障目”，只在儒家这一棵树前“守株待兔”。我们应该放眼整个中华传统，尤其要注意发掘那些“因为理论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非儒家传统”。那可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至于有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倒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难题。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没有”，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族群，只配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或者虽有“尊严和自由的意向”，却其实不能实现，甚至也从未实现。这当然不是事实，也逻辑不通。一个“只配被人管制、奴役的”民族，是创造不出伟大文明的。同样，如果说这套技艺，我们不但拥有，而且完美，那么，为什么越到后来，就越是专制，越是独裁？这又讲不通。再说了，如果当真先前什么都好，那么，回到三皇五帝、唐宗宋祖即可，搞什么变革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岂非多余，而且有害？
对此，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创造自由生活”和“构建良好制度”的技艺，我们从来就有，而且很早就有，甚至堪称“身怀绝技”。但也正因为如此，就难免有缺陷，难免出问题，也难免在遭遇西方文明，建设现代文明之时，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因此，很需要理性对待，科学分析，需要客观公正地是其是，非其非。在此前提下，我同意秋风先生“新生转进”的说法，并认为果能如此，我们民族将对人类文明再次做出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