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按司马迁的说法，便有阴阳、儒、道、墨、名、法六家学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多元状态。但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学学说都居于主流地位。汉代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深深地认识到打天下与治天下的不同。经历史的选择，儒家学说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截然相逆。

    汉代之所以独尊儒学，说到底是因为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安身立命之学，是求社会安定团结之说，符合中国血缘宗法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因此，儒家学说的历史命运就大不同于阴阳、道、墨、名、法各家，受历代统治集团的殊宏，绵延不断。

    儒家学说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能以放开精神，不断吸收、融会阴阳、道、墨、名、法以及道教等本土文化，而且大胆地吸收、融合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即儒学学说在源源不断的新血液灌溉中或新陈代谢中，转换自己的具体理论形态。这种具体理论形态的转换，从先秦至现代，儒学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元典儒学，汉至唐的经学儒学，宋元明清的理学儒学，鸦片战争后至现代的新学儒学。那种认为现代是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是不符合儒学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儒学的现代发展，是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探讨的热点。虽然中国大陆在开放后80年代才引起各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关注，较之香港、台湾以及东亚各国如韩国、日本、新加坡要晚，但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企业界对此作出了可喜的、有成就的探索。在儒学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转换机制、发展道路、未来模式等方面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价值、道德等方面，都提出了深刻独到的见解，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找到根或源，也为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确立了文化主体精神。

    要实践儒学文化的现代转换，就要对什么是儒学文化以及其演变作系统的疏理，并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儒学文化作出现代诠释。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弘扬中华儒学文化的重要之举，祝愿“中心”在整理、研究、发扬儒学文化的过程中，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推向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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