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亦称孔庙、夫子庙、先师庙、宣圣庙等，是中国古代祭祀孔子的场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受到中国历代王朝的顶礼膜拜，被尊为“至圣先师”。于是，文庙祭祀在崇尚祭祀的古代中国逐渐盛行，到了清代，孔庙祭祀礼仪达到顶峰，成为“国之大祀”。 唐宋以来，文庙祭祀开始与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庙学合一的固定体制。教学旨在传授儒家文化，祭祀则是弘扬儒家文化的精神。“由学尊庙，因庙表学”，文庙祭祀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职能。
清代帝王尊孔，孔庙祭祀提升为“国之大祀”，主要是为了稳固他们在关内的统治地位，然而对关外地区则采取“封禁”政策，严防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汉文化的渗透，尤其是“龙兴之地”吉林，管理最为严格。直到乾隆初年，在地方官绅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批准建立东北满族聚居区内的第一座文庙——永吉州文庙（即现吉林文庙）。因为地域原因，吉林文庙成为汉满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祀典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吉林文庙兴建的历史渊源和地域特征
我国远古时期就有以春秋释奠对先圣先师进行祭祀的传统。《周礼》中就有关于春秋释奠的记载，说明我国对文化、教育有贡献的人物进行祭祀的制度产生于西周或更早的时代，到后来，儒学一支独秀，学校的祭祀才演变成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早期文庙祭祀只是在孔子的故乡曲阜阙里进行，影响不大。文庙祭祀被封建王朝推行，大致出现在隋朝。唐朝贞观年间，诏地方建立孔子庙，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又“诏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摄事。若会大祀，则用中丁。州县之祭上丁。”唐代礼制典籍《大唐开元礼》也对文庙祭祀的仪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这说明唐朝文庙祭祀已经开始形成制度。宋朝文庙祭祀的制度趋于完备，据《宋史·礼志八》，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朝诏太常礼院定州县释奠礼器数量，此后，文庙祭祀制度在熙宁、政和年间几经变化，至南宋时固定下来。到了元朝，地方文庙祭祀不仅继承下来，还更加受到重视。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被称为“国之大典”。清代，顺治皇帝定都北京，他在京师国子监立文庙，内有大成殿，专门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并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进化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
但是，作为满族的发祥地，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一直视吉林为龙兴要地。实行严格的“封禁”政策，“重武抑文”，坚决反对建庙兴学。《满洲源流考》云：“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以野战则克，功城则取。”太祖说：“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而入处汉地，易世之后，皆成汉俗，因而享国不永。”这说明，清政府在吉林确立的国民教育方针是以学习满语文，骑射为主的。雍正二年，办理船厂事务的朝廷官员赵殿最上奏皇帝，请求在吉林兴建文庙，设立学校，令满汉子弟读书考试。遭到了雍正皇帝的严厉斥责。《吉林通志·圣训志一》：“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武备）日以相远，惟赖乌拉（当时的吉林）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由此可见，清王朝尊孔，将孔庙祭祀提升为最高等级的“国之大祀”，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固他们在关内的统治地位，对吉林乃至整个关外则是一直实行“封禁”政策，反对建庙兴学。因此，吉林修建文庙之事就此搁浅。
随着清政府统治的逐步稳固，极北酷寒之地宁古塔成为流放之地，流放的官员多为南方大儒，他们的汉文化修养使吉林等地的满汉士绅越来越羡慕关内的文化氛围，破禁习文之事，时有发生。大势所趋之下，乾隆登基后，不得不放松限制，默认儒学在吉林的传播。在各级官员的强烈要求下，“乾隆元年（1736年）秋七月，诏建新设永吉州文庙”（《九朝华录》），御批同意兴建吉林文庙。乾隆七年(1742年)，永吉州文庙落成，位置在吉林古城东南隅（今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院内）。永吉州文庙的兴建对满汉文化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祭孔为国之大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改设行省，巡抚朱家宝和提学使吴鲁认为原有文庙简陋，不足崇礼，决定在旧城东莱门外（即今址）拓建新庙。宣统元年（1909年）新庙落成，它占地16354平方米，有殿堂配庑64间，成为关外最大的文庙。
吉林文庙祀典出现是清代满族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清代关外满学与儒学融合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清初就开始出现，在乾隆年间正式形成，并对后来关外满族聚集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吉林文庙祭祀对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充分体现了庙和学的统一，促使吉林地区的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清朝吉林文庙祭祀受到尊崇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清代对吉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儒学在这里很难进行发展，而由于社会日趋稳定，清政府在关内的政策又极为尊崇儒学。在这种情况下，吉林地方的满汉士绅很难向以前一样通过战争获取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因此，不论是地方官员和一般的儒人，还是当地的的满族贵胄，都力图通过文庙祭祀这样一种形式，强化儒学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所以，很多满族贵胄和地方官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特权，通过各种文庙祭祀活动勉励儒学的发展，并以此来强化他们进入清朝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另外，通过文庙祭祀，这些官吏和满族贵胄也可以亲自参与儒学的各项活动，并给当地儒学发展以切实的帮助。
其次，就大多数满族官吏和贵胄来说，他们中绝大部分虽然不懂儒学，但通过骑射获取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以后只有通过儒学才有可能在此进入权力中心。因此，表现出重视儒学的姿态，有利于他们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不可能真正参与到儒学教育中去，只能通过严格和完善吉林文庙祭祀活动来表明他们对当地儒学的认同。
另外，清政府入关以后多次下令地方官重视儒学，是以“有司修祀典勿敢缺”。一旦对吉林地区的“封禁”政策有所松动，地方官便竞相以此表示政绩。这种情况也助长了清代吉林地方注重文庙祭祀的风气。 吉林文庙祀典历史长达二百余年，内容丰富，记载翔实，场面恢宏。它蕴含了汉满文化的精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吉林文庙的释典礼与非遗立项
儒学文化是属于全体人类的，释典礼同样也是全体人类的财富。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提高，儒学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知，释典礼为各种文化接受，这是文明人类的福祗，也是炎黄子孙的光荣。吉林文庙释典礼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由其价值与生存状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儒学文化普世发展的需要。
孔庙释典礼随着儒学文化的四远传播很早就走出了国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接受释典礼均有千年以上的历史。释典礼连同儒学文化均已经被吸纳成为了当地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其中，“儒教释奠”文化在韩国的备受重视和珍视保存， 1986年11月大韩民国登记认可的重要无形文化财第85号的成均馆“儒教释奠大祭”就基本是这一历史性成果的沿袭保留。今天，“韩国研究孔子的学者以及大多数平民都从内心尊敬孔子，每年都要在234所乡校举行两次释奠礼，而且年年如此。”
在满族发祥地吉林市建有如此大规模的文庙实为罕见，可谓中国孔庙兴建史上的一大奇迹，吉林文庙建筑保存之完好，祀典的规制之高，释典礼资料之完备，释典礼之独特，此乃孔庙祭祀史上的一大幸事。为此，挖掘、保护、研究、传承吉林文庙释典礼迫在眉睫，目前，吉林文庙正积极筹划将独具地域特征的吉林文庙释典礼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以更好的保护和利用，使其在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长期有效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研究、整理、排演，使吉林文庙释典礼成为吉林文庙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项目，再现清代吉林文庙释典礼独具魅力的盛大场面，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积极的努力是我们的初衷。
正如儒学文化是全体人类的一样，“孔庙释奠礼”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承传、保护、弘扬儒学文化，对于全体认同者来说，目标是一致的，责任是共同的。“吉林文庙释奠礼”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是理所当然，事在必然，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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