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根本就不认为“圣”只是内修其德而不外安百姓。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孔子虽然称道圣与圣人，但他既然认定即便尧舜尚且未达圣域，表明他不轻易以圣称人，当然更不以之自许。《说文解字》训“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

    郭店楚简几篇儒家文献皆以圣为诸德之一，《五行》篇更以圣为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之核心。那么“内圣外王”之“圣”，可否被视为此处所谓五德之一？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者，一般皆以“内圣”为内具圣德，涵盖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诸德在内，而《五行》所谓 “圣”并非如此义。《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以“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绍其绪，却又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

    或许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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