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国子者，最初是指在学之公卿大夫子弟，即将掌握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者。培养这些决策者，最先教导以三德：中和之德、仁义顺时、尊祖爱亲，这是最基本的人生态度；后施之以行：孝父母、重友邻、敬师长，此为最基本的行为素质。在隋以后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这个德行标准一直为中央选拔人才所沿用，而“国子”一词用在中央官学的名称中，如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也一直沿用直至科举制度的消亡。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于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当时的选拔方式便是举孝廉。隋炀帝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大业年间，隋炀帝还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观此种种，自隋朝始设科举，其选拔人才的标准无一不是看重德行。可见，中国人重视德行教育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先成人后成才，先修身齐家，然后才去谈治国平天下。

    唐朝随着科举制度的日渐完备，贞观二年便开始在国子监中祭祀孔子，正式开始了中国“庙学合一”尊师、重教的历史，上行祭孔子兴儒教而下效之，至明清达到顶峰。儒教所到之处，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能集各文化所长，兼收并蓄，最终都能以雨润万物之儒而化之。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中国的儒教世界观存在人道主义。”“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界里，也仍让继续发挥作用。”也可以说中华民族自从“以儒治世”以来从未真正意义上被打倒，直到儒教礼教意识越来越淡薄的今天，才让中国人意识到了文化缺失的危机。

    中国的儒文化，曾在相当长的历史中被北夷民族称为汉文化，历史中有两次外族入侵汉地建立政权的，一是蒙族建立元朝、一是满族入关建立大清帝国，两朝都是马背上打天下，在治理国家上却不得不回归到以儒治世的轨道。从某种角度上看，政权的确是更换了，但是儒文化非但没有被取代，反而容纳了其它的民族文化，扩大了本文化的范畴和影响力，实为不可小觑、无法撼动的软实力。

    不仅如此，儒学所到之处都以潜移默化的同化力改变着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早在唐朝，中国国子监便接收外国学生前来求学，并能参加科举考试，孔子和儒学因此渗透到了整个东亚，中国从满清灭亡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冲击，经历了批林批孔抛弃文教的文化浩劫，当传统渐渐被淡忘，儒学却在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继续传承，造就了他们精神和经济两个层面上的富足与繁荣。这让仍然沉睡的中国重新审视历史。

    儒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却在近代历史中出现了断层，自古儒教向来最注重教化，因此成就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而如今我们的学校教育常以升学为目的，设置繁重的学习科目，使学生只为分数和升学而苦读，却不知道为何而读书！物质化社会的大环境，使青少年学生过多的被吸引到权钱利益的错误价值观上，更加看不清自己的方向。欠缺道德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致使学生缺乏社会公德心和责任感，自私冷漠，和没有能力面对挫折。所以诸如留学生弑母、大学生撞人后杀人灭口、学生课堂殴打老师之类的新闻充斥各大媒体的头条，听者慨叹世风日下的同时，是否能深深的感受到文化缺失的恐慌。

    学校里的德育课、思想政治课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和学生最不用担心的科目，社会只推崇高分者，不知道这其中低能的、低德行的也大有人在。这种本末倒置的教育方式，正与中国的传统儒教背道而驰，古代君王曾只以一项孝德，便可委以重任，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情，却足以对比出古人重德行以为国本，而我们恰恰在舍本逐末。所以在古称之为“国子”的，在今则寥寥不可寻。因为如今，少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国子，少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国子，少有能成为中华脊梁的国子，这时，我们终于开始反思，正是回归那破败的文庙，祭拜先师孔子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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