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认为，在所有社会，宗教都可能产生两种作用，既能成为促进社会和谐与良善价值观的工具，也能成为极端主义的凭依。但是，世界所有主流宗教都有着一定的共通的信仰，例如慈悲、同情他人、庇护弱者、既强调个人成功也强调个人德行等等。尽管如此，现实中也存在这一些极端的、排他性的教派，例如已故“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所代表的派别。宗教内部存在上述善与恶两种相互冲突的因素，关键在于哪种因素占上风。在任何一个经济上繁荣起来的国家，都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如何确保经济发展成果为所有人分享，而不是只成为部分人的囊中物，另一个是，如何确保这个社会也有一些精神性的、价值观的追求，而不仅仅专注于物质上的丰裕。这两个问题也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而宗教和信仰既可以成为应对这两个挑战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和武器。布莱尔强调，在不同地区，人们对于宗教的关注度不同。例如，根据一项民意调查，30%多的英国受访者表示宗教对自己“重要”或“非常重要”，美国的这个比例为60%多，中东地区则为90%多。“如果达到了这么高的程度，那么你必须意识到，只有理解宗教问题才能理解中东，”布莱尔说。“人们常常说那里的冲突只是政治冲突，但只要冲突方打着宗教的旗号，这种冲突就有了宗教的维度，就必须通过宗教的角度来理解。”

对于中国的情况，布莱尔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有很多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穆斯林等。但根据他的个人经验，许多西方人没有意识到这种多样性，也不理解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信仰的具体内涵。“当我告诉西方人，中国也有许多穆斯林的时候，他们时常会感到惊奇”，在这一点上，布莱尔希望他的工作能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当然，也许很多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奉行的是一种宗教或信仰。针对这个问题，布莱尔表示，一些人也许不自视为教徒，但如果问他们，是否相信一种超现实的精神存在的可能性，往往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实际上，随着物质上的繁荣，人们会更多思考一些精神性的东西，而这是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所必须关注的。关于中国价值观的重构问题时，布莱尔表示，所有强劲的、健康的社会都拥有某些全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必须存在的，而且不一定要来自宗教。因此，中国不仅要重新发现20世纪共产党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公平、平等等价值观，还要重新发掘过去的漫长历史中所拥有的那些价值观，而这其中，“儒家学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如果一个社会只关心经济增长和赚钱，那将是危险的”。

今年初开始的中东事变、美国击毙本•拉登等，当然也是布莱尔的谈话中不可能略过的话题。布莱尔表示，本•拉登所代表的、自杀式袭击者所奉行的教义，是对宗教的错误理解，因为《古兰经》本身即禁止自杀。伊斯兰教等所有世界主流宗教，都代表同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世价值。而7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古兰经》，更代表了一种非常进步的哲学，包括给予妇女和儿童更多权利、树立公平的社会规则、维护对穷人和弱者的正义等。到了现代，宗教更不应建立在中世纪的刻板教条之上，而应为今日的和谐与繁荣服务。布莱尔为此呼吁，应当让各方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极端主义。“对抗极端主义的一个方法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必须站出来，强调对于宗教的正确理解”。关于当前中东局势，布莱尔表示，中东民众也在追求民主和自由，这是一件好事，但是“革命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它的发生状态，而在于它的结束状态”。显然，目前中东事态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一个挑战来自于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的变革，“它们不仅需要政治改革，也需要经济改革”，以消除引发革命的经济诱因；另一方面，极端组织极有可能利用当前的乱局崛起。在这种时期，也许我们更加需要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来面对彼此、解决社会问题，如同中国圣人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