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已然走过，但在2011年发生的那些拷问国人良知的事件所暴露的问题和产生的影响依然继续，其中包括制度的问题，法律监管的问题，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问题一度成为网络媒体热议的焦点，人们开始追问当代国人的精神世界到底是什么？没有责任，没有荣誉，没有良知，没有信仰，如此荒芜的精神世界残剩下的仅仅是耗费全部精力追求的财富、名位、权力。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应该是高尚的，同时能够形成对人生命的支撑，但在当下人的精神世界却屈从于对于功名利禄的追逐。
    追逐财富。在当下财富俨然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一个人拥有的财富量能够衡量其是否成功，一件事物创造出的财富能够衡量其是否可行，这样的思维模式上升至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一种信念，在追逐财富与道德发生冲突时，放弃道德、追逐财富成为唯一的选择。
    追逐名位。名位的追逐与财富直接相关，名位的高低也是衡量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获得更多的关注，谋求更大的成功，追逐更多的财富，使得国人放弃信仰，冲破底线。
    追逐权力。权力的追逐自古以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是用信仰约束权力还是借权力凌辱道德，当下国人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当下国人精神世界几近荒芜是由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导致的，道德信仰真空、道德危机、道德退化成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标签，难道是财富妨碍了我们涤净的心灵？难道拥有财富就必然吞噬心灵的信仰？难道财富和信仰就必然发生冲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考虑在财富和信仰之间该怎么做出明智的选择？但实际上财富和信仰是否就是“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关系还需要认真的思考。
    西方商业文明崛起，信仰与财富同等重要。十八世纪的西方国家在发展商业文明的同时选择了将道德信仰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最终实现了财富与道德的和谐，生活在西方商业文明下的国民富而有德。其中有两本著作对当时商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国富论》是关于商业经济中市场经济的理论，《道德情操论》是关于商业经济中道德伦理的理论。
    而在中国古代，财富和道德之辩自古就是儒家学说探讨的主要议题，“富而不骄”、“富而好礼”更是直截了当的指明财富与道德可以和谐共处，只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有了较高的要求，如何从儒家文明中获得启示，在道德危机的当下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如果明白了财富与信仰并非是天然的宿敌，那么在财富横行的市场经济中重新建构道德信仰体系则完全可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社会中建构什么样的道德信仰体系或者说适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其实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从未间断过，只是早起交流的方式过于温柔，对古人信仰儒家文明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西方文明”在中国化和儒家化中也已经面目全非。明清之际，古老的东方文明才与现代意义的西方文明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以一种近乎平和的文明的方式进行，但是西方人对上帝信仰的精致吸引了许多的中国人。“五四”以来，中西方文明在轮船和大炮的较量中激烈交锋，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塞满了实业、西式教育、宪政、民主、科学、自由 ……，信仰儒家文明从未间断的国民对这些新式思想的接受、消化、融合、吸收、出新也从未间断，这种启蒙心态一直延续到当今社会，所以我们要追问适合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西方文明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信仰，尽管在西方文明中孕育出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西方人对于宗教信仰的诉求；儒家文明开放、包容的态度注定了儒家文明的信仰超越宗教信仰，以满足人类对终极价值的理性诉求为基础为多元社会提供适合的道德信仰体系。